1919年前後，孫中山革命事業受到嚴重的挫敗，極須外界的協助。俄國十月革命後，俄共政府則面對西方強大的壓力，也極須國際的同情與支持，並且對外積極尋覓合作對象，所以便多次與孫中山接觸。另外中國正好面對五四學運爆發後所帶來的群眾運動狂潮，以及知識份子思想左傾的趨勢，因此中國國民黨在許多方面，確實都無法掌握這樣的局面。所以在上述各種主、客觀環境的配合下，1922年孫中山採行了對中國現代有深遠影響的「聯俄容共」政策。


    俄國十月革命後，孫中山從1918年夏季起，便一直和列寧有函件上的往來，討論中國革命的問題。1920年起，孫中山先後會見共產國際代表維廷斯基(1920年上海)、少共國際代表達林(1922年桂林)，討論雙方的合作問題。在和馬林的會唔當中，孫中山已經允諾中國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的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8月下旬，中共黨員陳獨秀與李大釗便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2年陳炯明叛變給予孫中山相當沉重的打擊，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會見蘇俄政府特使越飛(Joffe)，發表著名的「孫越宣言」，公開揭示了聯俄的政策。6月，俄國軍事顧問抵達廣州，8月孫中山委派以蔣中正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俄國黨、政、軍的情況，10月6日蘇俄駐北京政府代表加拉罕介紹的鮑羅廷(Michael Borodin)抵達廣州，作為俄共駐廣州的代表，孫中山委任他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參加並且促進中國國民黨早日完成改組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