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在中國國民黨的集會宣告，以五年為期完成後來被稱為十大建設的公共投資方案。整整三十年後的二○○三年十一月，行政院長游錫堃向公眾提出新十大建設計畫，打算以五年五千億元擴大公共建設投資。

　 從政府及總體經濟的角度看，新舊十大建設有相同的出發點，亦即在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由政府採取積極的行動突破現狀。

　 蔣經國進行十大建設，主要在為進入起飛階段後的台灣經濟，提供公共基礎建設，打通經濟發展的若干瓶頸，並且因應產業長期發展之需。我們從其中涵括機場、港口、鐵公路等交通建設，加上鋼鐵、造船、石化及核電等基礎工業建廠，即可看出政策上著重硬體及數量擴充的用心。

游錫堃的新十大建設，則從一年半前提出的「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選出「重中之重、急中之急」項目，分從交通、人文、科技、環境與生活著手，兼顧軟硬體建設及品質提升，以期為新世紀的台灣經濟注入新活力。

　 不論新舊，十大建設都顯現主政者嘗試以具體的積極作為，突破當時的經濟情勢，投資未來。不同的是，當年蔣經國以強人之勢宣布十大建設，既無在野黨實質的制衡，亦少輿論有力監督；如今新十大建設既出，在野黨與媒體的質疑紛至沓來，充分反映新舊十大建設面臨的政治社會環境有今昔之別。

　 這在相當程度上凸顯了民主的特色。就一般經驗而言，類似十大建設這種大興土木的公共建設，若由政府部門以公共財源主其事，其效能往往較遜。因此，重大建設必須審慎規劃項目，確實評估成本效益，妥善管控執行，並且引導民間參與，方足以達成經由建設確實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新十大建設既於民主時代提出，行政部門即有義務做好規劃與評估的準備工作，並以周延的管考制度確保執行力不出狀況。相形之下，輿論與控制國會的在野黨分從財源、法律及經濟必要性加以檢驗，如能以理性而專業的方式為之，亦可望為偌大公共建設帶來較佳的效果。

　 不過，台灣畢竟尚屬年輕的民主國家，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提出新十大建設，整體政策說帖及成本效益評估等說服公眾的準備工作仍有待充實。在野黨及若干政治立場鮮明的新聞媒體，亦未能就事論事，扮好監督者的角色；連日來對於新十大建設的批判、湊熱鬧，甚至無理取鬧者眾，抓門道而鞭辟入裡者寡。

　 前年台灣經濟出現承平時期少見的負成長之後，透過公共建設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以提振整體經濟，幾乎是有識之士的共同心聲。經濟學者出身的李前總統及行政院經建會前主委陳博志均曾倡議此事，前年總統府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也出現同樣呼聲；今年五月陳總統邀集朝野政黨領袖舉行因應ＳＡＲＳ衝擊會議時，亦達成以擴大公共建設重振經濟的共識。就此而言，新十大建設是順應時勢的必要作為。事實上，國民黨日前如響斯應，立即宣稱要提出「四年兩兆」的公共建設對案，且將新十大建設納入優先評估，不啻肯定新十大建設的必要性，並且「持香跟拜」。

　 然而，選舉季節出現偌大建設方案，反映執政黨在其被指為表現欠佳的經濟領域，已有易守為攻之勢。從而，儘管新十大建設係為所當為，有些政黨及媒體仍執意要打一番口水戰，或者從程序上刻意阻撓。

　 有人說，現今政府應參考當年十大建設經驗，特別是蔣經國節用、不舉債，事前評估完善，絕無「即興式的公共投資」。要拆穿這種為蔣經國造神的謊言，只需對照當時擔任財政部長的李國鼎在口述歷史的回憶。當年十大建設宣布時，不僅李國鼎本人感到訝異，許多財經官員事前也被蒙在鼓裡。李雖事後盡力配合籌措財源，包括向沙烏地阿拉伯籌款，仍以「好大喜功」、「浮誇」形容這種蔣式公共建設。

　 蔣經國的好大喜功，同樣見諸十大建設之後的十二項建設。李國鼎指出，十二項建設大部分只有項目，沒有經過具體研究，也沒有完成期限。而且，它與十大建設如出一轍，宣布時不知財源何在。公共建設投資如此空泛浮誇，據李國鼎回憶，當時許多大型建設投資，其實都是並不成熟的空中樓閣。或因如此，十大建設固然有其成功者，如高速公路、國際機場；投資不當或失敗的也不乏其例，如造船廠、蘇澳港、台中港。

　 另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是指新十大建設「債留子孫」。事實上，政府舉債如果從事消費，或有「前人消費、後人付帳」之虞；如係用於建設，是為投資未來，子孫實可受益。其次，近年財政雖然惡化，惟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約三成四，加上五年五千億元至多提高為三成七，此與先進國家平均水準的七成五相較仍有差距，亦即尚在可以控制的範圍。況且新十大建設項目，遍布北中南東，可能受益者亦不分朝野黨派，以黨派之私的立場看待此一公共建設，並非適切之舉。

　 新十大建設的提出，因而提供台灣社會在民主時代思辯並妥善進行重大公共投資的機會。強人時代的十大建設整體而言對總體經濟應屬功大於過，民主時代的新十大建設能否經由透明合理程序而獲致較佳的結果，政黨與媒體、官員與公眾應該都是結果的決定者。



[412] 擺了個ＰＯＳＥ道：你、你、你沒我酷..

其實十大建設是張學良提出的